杜润珉中国文化漫谈----从建设小康看文化感召

从建设小康看文化感召

杜润珉

凡是关心中国兴衰，关心中国老百姓生活的人，无一不为中共十六大取得的成果而欢欣鼓舞。“小康”，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意义非凡，更是因为它与中国的传统资源相一致，与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孜孜追求的“为民”目标相延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大以无比英明远见的眼光，十分准确的将亿万民众憧憬已久的理想，第一次以国家意志形式体现，并全面提速，当作新世纪民族发展的第一要务予以实施。这尤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时代的长空，由此而引发的历史震憾和强大感召力，在很快的将来，全世界就都能感觉得到。

今日华夏欣欣向荣、社会安定，我们不仅跨过了温饱阶段，还实现了粮食出口，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不能不是一大幸！“取信于心，取信于天下”，中国共产党牢牢立足建党之本，始终没有忘记“为人民”的承诺，把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水平时刻记挂心头，“三个代表”的广泛实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号角的吹响，正是中国共产党肩负庄严民族发展历史使命，“执政为民”的新时代验证。所以，敢于声言而又确实能够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者，非共产党莫属！

不管什么理论，都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才可持续。中国最大的实践就是民众、尤其是农民的吃、穿、住问题的实践。农民人口仍占国民总人口的2/3，如去掉统计水份，甚至是3/4。因此，对农民生活与疾苦重视得越多，就结合得越好；彻底重视，彻底结合。“农安天下安、农躁天下乱”，这个规律两千多年没有变化，是中国的传统资源；农民既是种田保障社会衣食供应的主力，也是当兵巩固国防的主力，中国人的“诚、信”（凝聚力），是通过农民才落到实处。在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论中，最具代表价值的内容是“保民”、“爱民”，维护农民利益，延伸到近代是“为民”、“关心农民疾苦”（毛泽东），古典上对此论述的篇幅很多。如：《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孟子·尽心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之火”，该卷“尽心下”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有《吕氏春秋·顺民》的“顺民心，功名成”；《梁惠王章句上》的“保民而王”；《荀子·王制》说的更明白：“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等。从远古《尚书》到清代黄宗义的《明夷待访录·原君》，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都一脉相承的贯彻这个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吃喝住问题，才有可能从事其它社会活动。中国的国情更要求首先解决农民的吃喝住问题，有了农民安，才有天下安；有了天下安，才有信食兵；曾经标谤“以民众意愿为本党意愿”的中国国民党，只短短二三十年光景就由盛变衰，成了群众讥讽的“刮民党”，完全站在少数人一边，彻底与人民为敌，于是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败至孤岛。究其原因，只要仔细看看该党执政期间，对国家的治理落实到操作层面上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便一清二楚了。

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1998年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这本论著中，认为美国的实力之源有四点：1、军事力量最强；2、经济实力最强；3、尖端技术最先进；4、文化虽粗俗，却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世界青年。不过，布氏的自信后面隐略了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实力基础：人均资源多（人均耗能为全球之冠），可供选择余地广阔。所以，美国这样一个实力强大然又缺少历史纵深的国家进行战略调整时后顾之忧少。用经济术语说，“外部因素”呈良性，经济行为的负供给较小，由此导致的负效果也少，保险概率大。美元作为世界性硬通货在全球流通，等于这些国家共同替美国承担风险，而这都是美国强大实力的基础；也许正因为美利坚“年轻富有”、“心高气盛”而又无所顾忌，所以，“9·11”事件的发生点是在美国；各国驻外使团中，也数美国人遭受的袭击最多。用历史眼光朝深处看，“财大气粗”绝非好事。

中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现状都不能与美国相比，何况美式发展也太浪费资源，太破坏环境。中国历史中，相对严酷的环境条件使抗灾投入比例较大。可是，中华民族饱经纷乱而生生不息，如此一个泱泱大国历经沧桑而能立于不败，并创造出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且总能走在各国的前头——无论社会制度、治国理论、意识形态、领导方法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个性，就在于中国自有一套适应本国环境、适应本民族各阶段生产力发展，符合历史规律的治国方略和对应措施；也有一批明君、贤相、志士仁人对国家的尽心治理；一旦我们减少对历史人物的怀疑或丑化，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民族的过去，这个结论是油然而生的；否则，中华民族不可能延续，文明古国的灵魂铸造也是无根之木，高谈中国历史悠久必是无源之水。换句话说，所谓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岂不是凭空说词？---- 从民族的伟大可以看出文化的优秀。

人类任何发展都不能离开环境的限制和资源总量的约束，美国的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规定性地诞生出了“以自然契约为基础，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可持续权”式发展道路（《历代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经验》·载《军事科学》2000年第3期），“小康”是富民强国的最佳理想指标；在只有一个地球和全球资源总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中式道路比美式方向对人类更有益，也更有感召凝聚力；这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更不如说是精神文化上的。1992年世界《里约宣言》已得到了证明，成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操作选择，奠定了新世纪人类共同的道义基础；中国政府的许多提案与倡议能在国际大会获得通过或为多数所赞同，实质源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当然，在新的时代下，也需要重新认识“小康”这个概念，因为“小康”也分类型。目前我们多数人的理解是指可以维护中等生活的家庭经济状况，这属一种“小富即安”的生存型低级水平；而所谓发展型“小康”，包括教育、文化、医保、旅游等又进一层次的深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状况，以及行将形成的全球化市场，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要有新思路……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的强力带领下，中国人民在2020年实现新的“小康”是完全可能的。

民富后国能否强？有了足够数量的尖端武器和军队，就一定能克敌制胜吗？兵家大师孙子认为：“令民与上同意者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孙子·计篇》）。意思是说：人民与决策者目标相同，愿意同生共死，不会有人说风凉话，更不能有人见钱眼开，向敌方泄密，这是胜利之本；但是，愿意同生死，只靠物质刺激是行不通的，必须有道义或文化上的凝聚力，也就是必须有“信”。因此，孔子对国际秩序的排位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即信第一，食第二，兵第三；敌我双方，如果信的条件一样，就看谁的经济强；信和经济又一样，才看谁的兵强；如19世纪上半叶，中英在信念和民生经济条件上相同，最后不得不由兵来决定胜负。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阵亡官员数百，禄位高低不同，但无一投降，这决非伪善能够奏效的。像这样重大失败后，清王朝还能延续半个多世纪？如果离开社会内部由民族文化熏陶而成的相对公正之道义支撑是不可能的，不可以简单地说成统治阶段手段技巧高明——是文化基因在起作用。

人具备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提升，培养对他人的高度关爱心、树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方才算能是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欧阳修）；当代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提出：21世纪人类的重心是“培养健康的人性”。这和中国儒家不谋而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儒家认为，要培养健康的人性，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有缘兼善天下，无缘则独善其身；一个人汲取千年文化的养份越多，眼界越高、胸怀就越广、能力也就越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常常能够触类旁通，见微知著。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底涵储着这样的文化基因；如果一个人青少年时代不系统进行民族文化训练，后天又忽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真吸收，就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生命也缺乏爆发力，那么高素质也无从谈起；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也紧紧伴随着民族文化的重建和光大，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伟大复兴！学习江泽民在十六大的《政治报告》，能够让人很强烈地感受出这一点；而决定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关键因素正在于道义力量。

“风景这边独好！”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模式将适合全人类；21世纪的道义力量基础在中国，这是用不着怀疑的。

2002.11.20

杜润珉

中国文化漫淡系列